第六章 南宋和金朝的和战-《大中国史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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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东以淮水、西以大散关为界。

    宋朝二十六路,就只剩两浙、两淮、江东西、湖南北、四川、福建、广东西十五路;和京南西路襄阳一府,陕西路的阶、成、秦、凤四州。金朝对宋朝,却不过归还二帝梓宫及太后。

    这种条件,诚然是屈辱的。所以读史的人,都痛骂秦桧,不该杀岳飞,成和议。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,单大言壮语无用。我且再引《金史》郦琼的一段话(见本传。按郦琼是刘光世部下。南渡诸将中,刘光世最骄蹇不用命。公元1144年,张浚做都督的时候,把他免掉,以大兵隶都督府,郦琼就叛降齐),以见当时倘使续战,到底能胜不能胜?

    语同列曰:琼常从大军南伐;每见元帅国王(按指宗弼),亲临阵督战;矢石交集,而王免胄,指挥三军,意气自若。……亲冒锋镝,进不避难;将士观之,孰敢爱死?……江南诸帅,才能不及中人;每当出兵,必身在数百里外,谓之持重;或习召军旅,易置将校,仅以一介之士,持虚文谕之,谓之调发;制敌决胜,委之偏裨;是以智者解体,愚者丧师;幸一小捷,则露布飞驰,增加俘级,以为己功,敛怨将帅;纵或亲临,亦必先遁,而又国政不纲;才有微功,已加厚赏;或有大罪,乃置不诛。不即覆亡,已为天幸,何能振起邪?

    和议既成,便可收拾诸将的兵柄了。当时韩、岳、张、刘和杨沂中的兵,谓之御前五军。杨沂中(中军)常居中宿卫。韩(后军)、岳(左军)、张(前军)、刘(右军)都驻扎于外。刘光世的兵降齐后,以吴玠的兵升补,四川离下流远,和议成后,仍用帅臣节制。对于韩、岳、张则皆授以枢府,罢其兵柄,其中三人被召入朝,岳飞到得最晚,不多时,就给秦桧杀掉。这件事,本书篇幅无多,且莫去考论它的是非曲直(但要注意的:据《宋史·张宪传》,则宪的谋还岳飞兵柄,并不是莫须有的事)。从三宣抚司罢后,他的兵,都改称某州驻扎御前诸军,直达朝廷,帅臣不得节制。骄横的武人既去,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了。我如今请再引《文献通考》所载叶适论四大屯兵的几句话(按四大屯兵,就是指韩、岳、张和吴玠的兵),以见得当时的情形。

    ……诸将自夸雄豪,刘光世、张俊、吴玠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,各以成军,雄视海内。……廪稍惟其所赋,功勋惟其所奏;将版之禄,多于兵卒之数;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,随意诛剥,无复顾惜。志意盛满,仇疾互生。……其后秦桧虑不及远,急于求和,以屈辱为安者,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,浸成疽赘,则非特北方不可取,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约诸军支遣之数;分天下之财,特令朝臣以总领之,以为喉舌出纳之要。诸将之兵,尽隶御前;将帅虽出于军中,而易置皆由于入主。……向之大将,或杀或废,惕息俟命,而后江左得以少安。……

    看了这一段,也可以知道当时的措置,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了。总而言之,古人滥得美名,或者枉受恶名,原不同咱们相干,不必要咱们替他平反;然而研究历史,有一件最紧要的事情,便是根据着现代的事情,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(根据着历史上较为明白,近情的事情,去推想糊涂、荒诞的事情的真相)。这么一来,自然见得社会上古今的现象,其中都有一个共通之点。得了这种原则公例,就好拿来应用,拿来应付现在的事情了。所谓“臧往以知来”。历史的用处,就在这里。倘使承认了历史上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人物,譬如后世只有操、莽,在古代,却有禅让的尧、舜;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,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、岳、张、刘。那就人的性质,无从捉摸;历史上的事实,再无公例可求;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。

    第三节 海陵的南侵和韩侂胄的北伐

    绍兴和议成后,宋朝和金朝,又开过两次兵衅:一次是海陵的南侵,一次是韩侂胄的北伐。

    金海陵是一个狂谬的人。乘熙宗晚年,嗜酒昏乱,弑之。从上京(会宁府,如今哈尔滨市阿城区)迁都到燕京(公元1153年),后来又迁都于汴(公元1160年)。想要灭宋,以统一天下。公元1162年,就发大兵六十万入寇。

    金海陵兵分四路(一支从蔡州瞰荆襄,一支从凤翔攻大散关,一支从胶西走海路窥临安,海陵自将大兵,从涡口渡淮),声势颇盛。宋朝这时候,宿将只有个刘锜,叫他总统诸军。刘锜自守楚州,叫别将王权守淮西。权不战自溃;刘锜也老病,不能带兵,退守镇江;淮南尽限。海陵到采石,想要渡江,形势甚险。幸而金朝内乱起来。海陵两次迁都,都大营宫室;又为伐宋起见,籍民为兵,大扩民马:于是群盗大起。海陵却一味隐讳,有提及的人便获罪;于是群下亦相率不言;遂将群盗置诸不顾,依旧出兵伐宋,授甲时候,就有逃亡的。猛安完颜福寿等,跑到东京(辽阳)拥立世宗。海陵听得,要把所有的兵,尽行驱之渡江,然后北归。不期宋中书舍人虞允文奉命犒师,收王权的散卒,把他杀得大败。于是海陵改趋扬州,至瓜洲(镇名,在如今江苏镇江市丹徒区),为其下所弑。金兵北还。宋人乘机收复两淮州郡,又东取唐、邓、陈、蔡、海、泗,西取秦、陇、商、虢诸州,兵势颇振。

    公元1162年,高宗传位于孝宗。孝宗是个主张恢复的,起用张浚,做两淮宣抚使。张浚派李显忠、邵弘渊两人出兵。李显忠复灵璧(如今安徽的灵壁县),遂会邵弘渊复虹县(如今安徽的泗县),又进取宿州。显忠置酒高会,不设防备。金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来援,显忠之兵,大溃于苻离(在宿县境内,事见《金史·志宁传》。《宋史》把败兵之罪,全推在邵弘渊身上,殊靠不住)。于是恢复之议,遂成画饼。金世宗初以承海陵骚扰之后,不欲用兵,但令元帅府防御河南。迁延年余。和议不成。就再令元帅府进兵,陷两淮州郡。公元1165,和议成:(1)宋主称金主为叔父。(2)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。(3)疆界如绍兴时。

    孝宗从和议成后,仍不忘恢复,尝教阅禁军,措置两淮屯田;惜乎积弱之势,不能骤振;而金又正当全盛;终于空存虚愿。公元1189年,孝宗传位于光宗,称寿圣皇帝。光宗后李氏,和孝宗不睦,宦者又乘间离间,光宗却也有病,不能常去朝见寿皇。这本算不得什么事情,而宋朝士大夫,一种群众心理的作用,却又因此表现,把它当做一个大问题,时时犯颜直谏。公元1194年,孝寿皇崩,光宗托病不出,叫儿子嘉王扩,出来主持丧事。于是宰相赵汝愚,托合门使韩侂胄,去见高宗的皇后吴氏,说:皇帝久病不出,人心惊慌,京城里的秩序,怕要保持不住,请她出来做主,叫光宗传位于嘉王,于是内禅之事遂成。嘉王即位,是为宁宗。这件事本来是无甚关系的,只因宋朝士大夫喜欢立名;找着一点事情,便要小题大做,反而弄得不妥帖(当时迫光宗内禅的理由,不过说是人心惊慌,秩序要保持不住。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,和官府都没甚关系,何况朝廷?只要当“士大夫”的人少造几句谣言,就皇帝病一百年。秩序也不会乱的)。传位之事既成,其中却就有点功可居,就有点权力可争;于是政海上又起了波澜,赵汝愚反为韩侂胄所排挤而去,却又这时候“道学”之论已盛(参看第十章第八节),韩侂胄虽能排去赵汝愚,然赵汝愚是道学中人,韩侂胄就要“不为清议所与”。于是想立点功劳,“以间执人口”,而伐金的事情又起。

    金世宗以公元1189年殂,孙章宗立。北边的部族,叛乱了好几年。山东、河南,又颇有荒歉的地方。就有善于附会的人,对韩侂胄说,金朝势有可乘。韩侂胄这时候,已经有了成见,自然信以为真。于是用皇甫斌守襄阳,郭倪镇扬州,吴曦督四川,暗中做伐金的预备。初时还不敢显然开衅,只是时时剽掠金朝边境。到公元1206年,就下诏伐金。金章宗起初听得宋人要和他开衅,还不相信,把入告的人,给了个杖戍之罪(所以这一次的兵衅,实在其曲在宋)。到边境屡次被掠,才命平章政事仆散揆,于汴京设立行省,调集河南诸路的兵,听其便宜行事。到宋人下诏伐金,金人也就举兵南下。这时候,金人的兵力,确已不济;然而宋朝的兵,无用更甚。屡战皆败,襄阳淮东西多陷(其间吴曦又以四川叛降金,宋朝更为吃紧。幸而金朝接应的兵,还没有到,就为转运使安丙所诛)。于是韩侂胄又想议和。派邱崈督视两淮军马,叫他暗中遗书金人。金人复书,要得韩侂胄的头。侂胄大怒,和议又绝。然而宁宗的皇后杨氏,又和韩侂胄有隙(宁宗皇后韩氏崩后,杨贵妃曹美人俱有宠。韩侂胄劝宁宗立曹美人,宁宗不听)。于是趁此机会,叫他的哥哥杨次山,和礼部侍郎史弥远合谋,把韩侂胄杀掉,函首以畀金,和议乃成。韩侂胄固不足取,然而宋朝的举动,也未免太失体面了。这一次的和议,银绢各增十万两匹;疆界和两国君主的关系,仍如旧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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